
《西游记》乍一看,似乎是唐僧西行取经的故事,然而,若细细品味,你会发现其中许多情节并不完全符合佛教的教义,甚至有些情节在某些方面与佛教的教义背道而驰。 这本书讲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关于佛经的故事,更深层的是对市井文化的深刻反映与对各种社会事务的新奇构想。尤其是在明代,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仍被视为低俗的存在,基本上是为草根百姓和市井小民所阅读的。然而,《西游记》却能脱颖而出,成为几百年来屹立不倒的文学巨作。这其中的原因,离不开作者吴承恩那与众不同的创作视角和丰富的想象力。 从《西游记》的内容来看,吴承恩显然对佛教有着一定的了解。比如孙悟空半夜去菩提祖师学艺的那段情节,几乎是照搬了《六祖坛经》。然而,为了适应大众的阅读习惯,吴承恩在创作《西游记》时,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普通人的视角来描绘这场西行。正是这种民间视角与他不拘一格的佛教知识结合,才使得《西游记》能够跨越阶层的界限,深深吸引了各社会层次的人们,也才让这部作品在过去五百年中持续辉煌,并且至今屡屡被翻拍与改编。 尽管现在一些翻拍和改编的版本让人难以认同,但我们也不能忽视,当年吴承恩在创作《西游记》时,也是一场大胆的改编与想象。正是这种天马行空、充满创意的想象力,成就了《西游记》独特的精神,也或许正是这种精神的核心所在。 《西游记》开篇便讲述了世界的格局,分为四大部洲:东胜神洲、西牛贺洲、南赡部洲和北俱芦洲,这一设定气势磅礴。然而,明眼人一看便能发现,这种四大部洲的划分,其实是佛教的世界观。书中虽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,但作者以佛教的宇宙观来定义世界,显然并非随意之举。佛教认为,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——西天大雷音寺所在的地方。因为佛教源自印度,当时的印度人曾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,因此将自己称为中国,并且围绕须弥山的四大部洲与四大海构建了自己的宇宙观。 然而,在《西游记》中,这个世界的中心显然被安排在了长安。唐僧所称的西天,并非如佛教所说的印度,而是中国境内的长安。从长安出发,唐僧的西行路途既是地理上的界限,也象征着文明与野蛮、中华与夷狄的界限。唐僧从长安出发,经过大唐的边界,五千里路畅通无阻,几乎没有遇到妖怪的阻扰。直到唐僧进入大唐的西部边界,他才遇到孙悟空——这标志着他真正进入了西牛贺洲,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。 在这片南赡部洲的土地上,妖怪比起西牛贺洲来,简直是温顺的小猫小狗。随着唐僧的西行,他逐渐远离大唐,进入西牛贺洲,遭遇的妖怪越来越凶险。到了高老庄,猪八戒的加入让取经团队人数增加;在观音禅院,他又遇到了黑熊精;黄风岭的黄风大王虽不直接威胁唐僧性命,却依旧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一路西行,唐僧的取经之路逐渐变得险象环生。尤其当他走过流沙河,收服了沙僧后,才真正跨越了南赡部洲的边界,进入了西牛贺洲。 这片西牛贺洲,正是妖怪最集中的地方,也是唐僧遭遇最大危险的区域。相比南赡部洲,西牛贺洲不仅妖怪众多前十大证券公司排名,而且异常凶险。这里,不仅有各种妖魔鬼怪,还有许多怪异的考验,几乎成了唐僧命运的终极挑战。 如果要选出西天路上最危险的一关,许多人可能会认为青牛精那一关最为险恶。毕竟孙悟空连兵器都被收走,又或者会认为狮驼岭的挑战最为恐怖,毕竟那里的三大妖王,各个都身怀绝技。然而,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最危险的一关。真正的危险,出现在黄眉大王,也就是小雷音寺这一关。这一关,是唐僧真正面临死亡威胁的地方,甚至连如来和观音也无法救得了他。 小时候读《西游记》,总会对那些妖魔鬼怪充满激动,觉得唐僧的取经之路真是步步艰险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渐渐发现,这些艰难困苦,某种程度上是如来团队故意设置的,就像现代的真人秀节目一样。如来担任总导演,观音则是执行人,只要形势稍微不利,他们随时可以喊停。 然而,随着唐僧越来越接近西天前十大证券公司排名,离如来越来越近,我们开始看到如来所在的西方佛派内部的种种分歧。最明显的分歧,就是小雷音寺的那一关。这一关不再是佛派内部大乘与小乘的争斗,而是佛教权力的更迭之争,这是一场关于太子与继承者的斗争,异常激烈和残酷。 西方佛教的内部分裂,最终在弥勒佛的举动中显现。弥勒佛作为如来的继任者,等待了数千万年,却依旧难掩心中的焦虑与不满,他想要提前接替佛祖的位置,于是他设法通过小雷音寺来实施一场夺权之战。而唐僧,作为如来的二徒弟,成了弥勒的最大威胁。弥勒试图通过设下圈套,让唐僧丧命,但最终,唐僧化险为夷。 这场斗争的背后,正是佛教内部各派势力的博弈,而唐僧和观音的命运,也成了这场权力斗争的关键。在这一关,唐僧真的面临过死亡的威胁,尽管如来最终给了他庇护,但唐僧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重:为什么在佛祖的庇护下,西天却如此险恶,妖魔鬼怪层出不穷? 《西游记》的最终一难,与阿难迦叶有关。这一关,唐僧没有给钱,因此孙悟空大闹如来面前,要求给个说法。结果如来坚持要收钱。这个情节在《西游记》中的安排,深具现实意义。吴承恩通过这一情节,揭示了当时佛教寺庙的经济困境,并且通过对如来的刻画,暗示了宗教信仰中的一种无奈与世俗化。 在吴承恩的时代,佛教早已在印度衰落,甚至在唐僧取回经书之后不久,佛教在印度的影响力便开始逐渐消失。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吴承恩亲自去过印度,但他显然对佛教的衰退有所了解,并且把这种历史现实融入了《西游记》之中。吴承恩通过这种方式,既表现了对佛教的批判,也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其他文化的复杂态度——尊重,但不崇拜。 总的来说,《西游记》虽然以佛教的取经之路为框架,但其中所描绘的却是一种典型的市井文化。在吴承恩的笔下,佛教的教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崇拜,相反,它更多的是成为了一个外壳,而故事本身则是充满了中国式的神鬼故事与民间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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